王羲之曾经游历过许洛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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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羲之是晋代着名的书法家。字逸少,琅琊临沂人。早年从卫夫人学书,后博览前代名家法书,遂改变初学,采择众长,备精诸体。他的草书浓纤折衷,正楷势巧形密,行书遒媚劲健,千变万化,纯出自然,对我国书法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,因有“书圣”之称,其书为世所重,着有《兰亭序》、《乐毅论》、《十七帖》、《丧乱》、《奉桔》、《孔侍中》、《行穰》、《快雪时晴》等脍炙人口的书帖。
  
  王羲之是为书圣,世人无疑。但有关王羲之是否有过北游许洛却引起了后人的争议。
  
  唐代张彦远曾在《法书要录》中收录了如下这段文字:羲之少学卫夫人,将谓大能。及渡江北游名山,比见李斯、曹喜等书;又之许下,见钟繇、梁鹄书;又之洛下,见蔡邕《石经》二体书;
  
  又于从兄洽处,见张昶《华岳碑》,始知学卫夫人书,徒费年月耳,遂改本师,仍于众碑学习焉,遂成书尔。(王羲之《题卫夫人〈笔阵图〉后》)这段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下的文字,历来为后人所珍视,被看作是王羲之学书经历的自叙。此后大凡论到王羲之,多引用这段自叙,近些年来的书法论着亦然。例如《中国书法简论》在“二王”一节中全文引用,以说明王羲之拓展艺术视野、转益多师的学书经历;《中国书法简史》“魏晋书法”一节中,作者将这段自叙作为无可置疑的史料予以引据;新近出版的《中国书法大辞典》“王羲之”条将这段自叙所记诸事化作王羲之的生平写人辞条。
  
  此外,时常见到许多有关论文引用这段自叙。众口铄金,似乎王羲之一生中的确有过“渡江北游名山”、“之许下”、“之洛下”的经历。沈尹默先生于1963年9 月写的《二王书法管窥》一文中引用这段自叙时曾写道:“这一段文字,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,但流传已久,亦不能说它无所根据。”虽有上述说法,但持反对意见者也为之不少。1963年9 月启功先生在《古代字体论稿》一书中指出:“所谓卫夫人《笔阵图》及王羲之《题笔阵图后》……俱出伪托,亦不足据。“
  
  刘涛先生在《中国书法》杂志1987年第4 期中发表了《王羲之北游许洛质疑》一文,认为王羲之这段自叙,结合有关史籍来考察,疑点甚多。此说仅见于这段自叙,北游的具体年代,自叙中不知何故未予具明,只能从行文中了解到,王羲之北游许洛是其从卫夫人学书以后的事情,而其何时开始从卫夫人学书已无由稽考。但是既自称“渡江北游”,那王羲之何时渡江南来,诸史皆无明文记载,而从其伯王导至江东的时间却有确凿的证据。《晋书。元帝纪》载:“永嘉初,用王导计,始镇建邺,以顾荣为军司马,贺循为参佐,王敦、王导、周顗、刁协并为腹心股肱,宾礼名贤,存问风俗,江东归心焉。”
  
  结合《晋书。王羲之传》所记“父旷,淮南太守。元帝之过江也,旷首创其议。”其播迁江左,当在“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”的永嘉五年或稍前,约公元311 年左右。北游的地点,自叙道及“名山”、“许下”、“洛下”,所谓“名山”,似难稽考,而“许下”、“洛下”两地,乃许昌和洛阳。许昌是当时江南进入洛阳的要津,洛阳是东汉、曹魏、西晋诸王朝的都城,着名书法家如曹喜、杜操、蔡邕、张芝、梁鹄、师宜官、钟繇、胡昭等皆荟萃于斯,留下的碑渴、官观榜题、尺牍之多,自不待言,许洛两地可谓“文士云蒸、书家鳞萃,”按自叙书称,王羲之此游的目的,意在探访前贤留下的书法胜迹,而且对于其书法生涯有着关键性的意义,悟得卫夫人不足学,“遂改本师”。然而众所周知,西晋末年正值“八王之乱”和继起的匈奴贵族刘渊父子在中原攻城略地,使中原萧条,河洛丘墟,人口锐减。西京都城洛阳,破坏尤为严重,许昌则为石勒所据。而王羲之能否于这段动乱的岁月中北游许洛呢?却似不可能。
  
  王羲之北游许洛的目的既在探访前贤书法胜迹,而当时洛阳常常出现数军对垒,毁于一旦且为前赵军队驻屯之所又征战不已的洛阳,前贤书迹何处觅得?而且南北交通阻隔,正常的农业生产或商业活动无法进行,王羲之北游又何处就食,住宿?就客观历史背景而论,当时根本不具备渡江北游的基本条件。再从王羲之方面来考察,值此渡江北游许洛也有悖常理。东晋时,过江南来的世家大族弟子仍未改西晋时“先白望而后实事”的积习,以“养望者为弘雅,政事者为俗人。”王羲之受“行事遵周孔之名教,言论演老庄之自然”家风的影响非浅,而举家渡江南来,正是为了避祸趋安,又何为旋而劳形伤神,甘冒杀身之险去作颠沛的许洛之游,负有鞠育之责的母兄岂会轻许羲之值此丧乱之际去作蹈险之游。
  
  综上所述,典籍史书中曾提及王羲之北游许洛探访前贤书法胜迹之事,而后者却认为王羲之一生中并不存在游历许洛的经历,为后世好事者伪托,以至今仍成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之谜,而揭谜之日还有待时日。